锐评 徐梦溪:《搜索》:传媒泛化时代我们在搜索什么?
点击量: 发布时间:2024-05-22 19:08:02

  ng体育官方网站搜索”作为web1.0时代的产物,自诞生之初,就快速席卷全球。进入web2.0时代,“搜索”更是成为我们的常态。区别于web1.0时代单向的信息提供,web2.0让我们和时代间的交流更具交互性。流行词汇、社会新闻、时政热点……信息铺天盖地涌来,对未知的好奇、对与时代脱轨的恐惧促使我们一次次打开搜索框,疯狂获取或真或假的信息,以求填补内心的空虚,扒上时代的列车。我们通过搜索和时代接轨,通过评论和时代交互,传媒如此泛化的当今,我们从信息中受益,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搜索》作为一部诞生于2012年的电影,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媒泛化的时代,“搜索”这种“求知”形式的异化与扭曲。

  这部影片的结尾,叶蓝秋自杀后,荧幕上播放着本该看完日出就回到医院治疗的叶蓝秋的生前的录像,她笑着对着镜头说:“我要过好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灿烂阳光下纯净的笑和冷冰冰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使得整部影片蒙上了一层凄美的色彩。这部影片以对“墨镜姐”的搜索开始,以对“叶蓝秋”的搜索结束。整部影片中,叶蓝秋的名字不时地出现在搜索的栏目框,紧接着弹出的是一系列精心设计修饰过的新闻报道和各种铺天盖地的网友讨论和爆料。当信息的获取与传播不再需要过多的精力与思考,当它变成一种单纯的指尖的活动,变成键盘的狂欢,当麦克风被递到每个人手中,当传媒被泛化,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面对社会事件,我们到底在搜索什么?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纸质媒介式微,开始通过“互联网+”的模式进行转型,逐渐弱化传统的纸媒出版发行的繁琐通道,更多通过经营网站以网络报道直接发送转载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和传播。与此同时,自媒体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05年,Blog进入中国并开始在社会公众层面上得到认知。博客是早期互联网个人网站之后的自媒体典型应用,发展到2008年,博客进入全盛期,中国的博客数量达到1个亿。到了2009年,新浪试水微博,并借助它强大的媒体属性,将微博推向当时中国头号互联网应用之一,它是继博客之后的又一个典型的自媒体应用。这些自媒体公众平台的出现本应当使得大众的话语权得到强化,让大众的声音更多、更好地被听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在突如其来的巨大权力面前,部分网民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丧失了判断能力,其价值评判标准受到影响,随着各种或实或虚的社会热点事件的曝出,部分网民开始在舆论的引领下突破公序良俗的界限,假借所谓的道德与正义开始对社会新闻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攻击,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家庭状况、乃至生活细节等公之于众,并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对当事人进行攻击和谩骂。这种行为显然已经违背了自媒体平台创办的初心和价值,成为一种社会的不良现象,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

  《搜索》中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传播过程被异化扭曲的故事。影片中呈现的传媒平台显然没有完全承担起传达公众声音的任务,它只表达出大部分与事件无关人的态度和声音,而作为事件当事人的叶蓝秋显然是失声的:直至叶蓝秋跳楼身亡,她在公交车上无礼表现的事实真相才被公之于众,而直到影片的结尾,叶蓝秋的道歉视频也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而这显然与传媒如此泛化,话语表达如此自由的现实相背离。那么媒体泛化时代,带来的到底是表达权力的开放还是个体话语的失声?究竟是谁在表达,又是谁在沉默?这种表达和沉默究竟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想要的真相,还是只能得到所谓的真相?

  显然影片中的第一发声人群是以陈若兮等具有“新闻敏感性”的记者群体。记者作为新闻世界的关键存在,不管是以纸媒为主流的过去还是自媒体盛行的现在,都掌握着最关键的话语权,他们肩负着探寻真相的责任,是舆论风向的重要影响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记者”这个身份以及他们身后代表的媒体平台都使得他们的话语表达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往往使得部分没有分辨能力的网民深陷由他们构建的真相泥潭无法自拔。一篇新闻的广泛传播,其内容的新颖性、时政性以及社会价值固然重要,但也少不了各方幕后操作的推波助澜,甚至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权力和金钱的产物。影片中的陈若兮即是很好的例证。陈若兮作为草根出身的记者,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怀揣着和男友结婚买房的最简单纯粹的梦想。最初的陈若兮是不失为一个由社会责任感的好记者的。她对于这件事的关注与报道,最初也不过只是出于她作为新闻人敏锐的直觉和对于社会传统美德丧失问题的关注,即使她在报道的过程中并未对当事人的隐私进行任何保护,并没有完全尽到一个记者应有的责任。但是从总体来看,她的行为是基本理性和客观的,她甚至还在琪表达出对叶蓝秋的个人情绪之后,对她的行为表达了反对,并解释到写新闻报道心里是不能藏气的。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或许是新闻获得的巨大成功让她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初心,又或许是和莫小渝产生了共情,她开始为了抓取网友的眼球不择手段,社会观察应有的客观和个人情感冲动的边界在她的报道中逐渐被模糊。而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大众的判断,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2]。这一发声群体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们成为社会舆论导向的关键因素,但同时,由于这份职业立场的个人化、自由性,也使得他们的立场容易受到他者的影响,容易成为谣言或者所谓的“真相”的散播工具,最终导致传播的异化和真相的扭曲。

  影片中的第二发声群体则是以沈流舒二秘唐小华为代表的,和大众媒体没有直接联系的,通过网络媒体公众平台获取信息、散播信息的所谓的大众。他们代表了网民最真实的状态:他们没有直接接近探索真相的途径,无从知晓事情真正的来龙去脉,只能通过大众媒体的报道,所谓知情人士的爆料等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事情的所谓的真相。当然,唐小华和这些大众还是存在着一定区别。唐小华和叶蓝秋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工作关系上的不和,因此她是抱着落井下石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的,这也是她在网络上散布和叶蓝秋相关的暗示性负面信息的原因。显然,唐小华就是大众眼中的“知情者”“爆料人”。对于毫不知情的大众来说,网络上的边角小料对他们来说似乎更有吸引力。这种消息看似很小,但实际上极具暗示性,有时相较于大众媒体放出的消息而言更符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更容易满足大家在枯燥无聊生活之外的消遣需求。虽然这种消息在大众看来不一定真实,但是却足够诱人,足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足以成为发泄对枯燥生活不满的渠道。因此,对于大众而言,真相有的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给他们带来感官上的刺激和猎奇心理的满足。在这样一种心理的前提下,一些断章取义、似是而非的谣言得以传播,而谣言的堆积就会造成更多的人陷入这个漩涡,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造成更多谣言的出现,这些谣言给大众造成的心理暗示使得大众对于事件真相的判断预期出现偏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隐藏的推波助澜者,影响着舆论的发展走向。影片中另一部分发声的,但又和前面所说的大众有一定区别的特殊的大众,是和叶蓝秋有一定交集的,以叶蓝秋的老板、老师等为代表的群体。他们是非典型性的大众,作为和当事人有一定联系和了解的群体。他们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既可以作为和当事人相关人员通过大众媒体发声,又同时或者说是先作为网民通过网络平台获取信息,然后才通过大众媒体表达观点。他们的身份赋予他们的话语以特殊的参考价值,权威性显然高于网络上流传的流言蜚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网络平台舆论的受众,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也会一定程度上受到网络平台舆论的左右。就像叶蓝秋中学时代的老师,虽然知道叶蓝秋中学时代品学兼优,对叶蓝秋有此行为的原因存在不解,但在面对媒体的采访时,她却急于和叶蓝秋撇清关系,表示虽然叶蓝秋中学时成绩很好,但出了这件事之后,学校也不会再以叶蓝秋为骄傲。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是事件中心人物的亲近者、了解者,在通过大众媒体传达声音时,也未必表达的就是自己本身最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而是被网络舆论冲击过后的结果。这些声音不是完全真实的,而是被处理过后的结果。

  显然影片中最应该发声的是事件的当事人叶蓝秋,但非常遗憾,影片中失声的也恰恰是叶蓝秋。最初叶蓝秋在公交车上让座的视频以及后续的采访,被放置在大众媒体上传播的时候都已经是经过剪辑和处理的,通过突出她的某些动作和措辞,让新闻本身更容易戳中流量密码,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因此,即使是在表现事件本身的视频当中,叶蓝秋的声音也不是她自己的声音,而是经过处理和异化的。在事件发酵之后,叶蓝秋曾经尝试通过记者在大众媒体上表达对自己不妥做法的歉意,然而这段采访却因为所谓的“立场问题”并未得到播出,而叶蓝秋本人由于丧失赤裸暴露在大众视野下发声、被大众审视质疑和指责的勇气,她本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和致歉始终没有呈现在大众视野下,从而被迫失声。对于记者群体,什么是“立场问题”?在叶蓝秋的事件中,似乎对叶蓝秋的批判才是正确的立场,而一切为叶蓝秋辩解发声的举动则都属于错误的立场。而这些立场的判定显然都是基于叶蓝秋没有给老人让座并且出言不逊的事实上的,但是眼睛所见一定是真实吗?显然不是的。面对公众的审视,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隐藏的秘密,就如同叶蓝秋隐藏自己罹患淋巴癌的事实,对任何人都坚持宣称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心情不好的原因一样。因此,即使是在传媒泛化的时代,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面对互联网展现出自己最本真的样子,所有事件也因此无法得到最完整的呈现,那么基于互联网可以窥见事实所做出的立场的判定自然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对于类似影片中的社会公德类案件,基于“互联网事实”几乎所有的舆论指向都会趋于一致,以致最后形成对缺乏社会公德的当事人一边倒的指责。这种一边倒的网络舆论实际上也会导致另一种维度上的当事人失声。就像叶蓝秋一样,面对无数次搜索后看到的各种恶搞、谩骂,她完全丧失解释的欲望,选择逃离现实世界,躲在酒店、跑去郊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他人的质问又破罐子破摔地说出“是又怎么了”等。这种舆论,无论是真是假,都会无形中给当事人套上一重枷锁,让他们生活在道德的阴影下,因为害怕再次被曝光在互联网前遭受指责谩骂,而选择出逃,选择失声,以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喘息。

  由此可见,传媒泛化的时代,看似人人都可以发声,但实则只有代表了大多数人看法的群体在发声,很多真正事件当事人的声音都被选择性地或者主动性地屏蔽,造成了部分个体话语权的丧失。我们坚守的道德到底是真正的道德还是舆论的道德?我们看到的真相到底是全部的真相还是我们以为的真相又或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真相?这都是传媒泛化时代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对叶蓝秋的搜索,不仅是对真相的搜索,实际上也是公众对于正义的搜索。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平台上发声的大众,依然存在很大一部分是怀揣着对社会公德的关注和对内心道德正义的坚守的。但就从事实结果来看,他们也是叶蓝秋的加害者之一,正是他们正义的声讨才间接地导致了叶蓝秋最后的自杀身亡。

  我们搜索到真正的正义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也许叶蓝秋不让座并且出言不逊有违社会公德,但是归根结底并没有触碰法律,让座也并不是她应该履行的义务,因此她承担的指责是过载的,而造成的后果也是过于严重的。这让人想起前不久发生的,杭州女孩郑灵华因为染粉红色头发拿通知书给病床上的爷爷看而被网友指责说不尊重老人,像“陪酒女”的事件。这些言论也导致郑灵华患上抑郁症,即使她曾经尝试拿起法律武器和社会舆论抗争,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两个故事不禁让人唏嘘。公交车不让座又或是染粉红色头发看望长辈为何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风暴?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对于网络上的指责谩骂者来说,他们想要的真的是为社会纠正不良风气吗?对于大部分网民来说,最初的指责,大多只是纯粹地表达对事件中不妥之处的纠正,是带有一定社会良知在的,尽管这份指责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缺少对当事人和事件本身的关注。但是事件发展到后来就不再这么简单纯粹。面对越滚越大的舆论,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狂热地享受站在上帝视角批判他人的快感,言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批判成为他们宣泄情绪的一种途径,他们试图从对他人的批判中寻找对自我人格道德的肯定。这也使得舆论越来越狂热,攻击性和侮辱性越来越强,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得出的正义也必然是扭曲畸形的。

  对于视频拍摄者来说,拍摄和发表视频是为了寻找正义吗?影片中视频拍摄者是电视台的实习记者琪,她拍摄这个视频的目的,似乎带有一定的对当时社会人性的思考,但更多的是看中了这一事件的新闻价值,即这件事直指当时社会痛点,能够广泛地引起大众的讨论,从而实现自身职业生涯的一炮而红。因此,她的实际目的并不纯粹,她所寻找的正义也不是客观意义上的正义,而是这件事浮于表面上的大众视野下的正义。因此,即使是作为记者,她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和普通大众并无差异,在这种态度的作用下,她对于这件事的了解与思考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坚守记者找寻真相的职责。因此,他们所搜索的正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被扭曲的,对事件本身的报道和对真正正义的探讨也是具有引导性的,在话题制造者的引导与推动下,这种扭曲被不断放大,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叶蓝秋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白领,不过只是公交车上没有给老人让座一个简单的事情,何以在互联网上发酵到如此地步?媒体的推波助澜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一层原因则在于叶蓝秋本身及其职业和后续爆出的更多信息很好的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首先叶蓝秋无疑是个美女,美女的出现往往引起人们的一系列联想,是各种新鲜刺激话题的制造源泉,就像陈若兮说的“这种美女,就算没有不让座事件,就算不是小三,身边也是一堆羡慕嫉妒恨”。这一点让叶蓝秋很容易就成为话题的焦点,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话题的传播。其次,叶蓝秋的职业本身也是很好的话题制造点。叶蓝秋是上市公司老总的一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个职业本身就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再加上后续爆出的“小三”的谣言,更使得对叶蓝秋的不好猜测更加猖獗。由于这一话题和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小三”更是众矢之的,这都让这一似是而非的谣言得以在大众群体中广泛传播。上述的一系列话题的爆点都集中在了叶蓝秋一个人身上,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八卦欲,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实的谣言为何能够在大众群体中广泛传播?大众都失去了对谣言的判别能力了吗?不全是。人们在关注一个社会事件时,往往对于这起事件的走向有一个自己创设的心理预期,而这个心理预期往往是具有一定戏剧性、和现实生活完全相反的,以满足人们对自身枯燥生活的情感宣泄。同时人们在对事件本身进行传播的时候,也往往会夹杂自己猜测和预期,乃至自己对事件的判断和定性,以至于事件在传播的过程中失去其本身的面貌,从而导致谣言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人们的这种预期使得他们不愿意承认事件背后可能枯燥乏味的真相,以至“我还是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这种类似阴谋论的话语出现。这种普遍的心理成为类似谣言传播的温床,一旦有类似言论的出现,沉默的大多数就会开始蠢蠢欲动,导致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大多数人往往失去了探寻真相的热情和耐心,而更加偏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轻浮但刺激的真相,再加上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当事人的失声,很容易就使得真正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而所谓的互联网给出的真相却蒙蔽了大多数人的双眼,这才导致了一系列网络谣言悲剧的诞生。

  现代社会,随着互联网的传播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发声平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尤其是近几年来自媒体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人的声音被听到,这固然可以视作人民监督、人民做主制度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小觑。近些年来,由于大众媒体平台发布言论门槛低、管理不规范,再加上一部分网民素质较低、辨别能力不足导致网络暴力案件频发,例如“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刘学州案”“粉红头发女孩被网暴案”等等,这些案件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案件刚发生时引发一场舆论的狂欢,仿佛人人都对案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得一清二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当事人群起而攻之,而当事件落幕,悲剧发生,舆论将会发生180度反转,曾经对当事人指手画脚的群体突然沉默不言,换成另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指责和辱骂曾经对当事人施以暴力的那批人。但戏剧性的是,这两批在互联网上四处叫嚣的人,又有一定的重合性。这足以说明,网络空间的表达,由于其表达方式的“符号化”“匿名性”和“身体缺场”等特征,往往让网民在行使其时,不顾个人的言行责任,从而引起大规模的非理性的、激进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3]。就像《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所说的:“集合行为的参与者通常处于昂奋激动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使他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判断的能力,表现为一味的盲信盲从。”这是大部分网民精神状态的很好概括。他们往往沉浸在同质化的舆论狂欢中无法自拔,而对于事件本身并没有个人的看法与判断,他们的“人云亦云”是舆论在事件前后形成巨大反转的原因之一。

  因此,传媒泛化时代,我们要搜索什么,我们又搜索到了什么,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关注和思考的话题。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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