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众逐渐对“碎片化”传播产生厌倦，深度报道的价值必将回归。深度报道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的问题。一篇深度报道作品的成功与否，至少有一半因素取决于选题。好的选题可以让记者的工作事半功倍，而差的选题则恰恰相反。一起新闻事件发生后，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是一个深度报道记者的职业本能。

　　作为传统新闻报道的一个门类，深度报道曾一度高居行业顶端。后来，随着传媒进入“流量”时代，受制于篇幅长、形式单一等因素，深度报道遭遇流量瓶颈，不再像先前那样受宠，一些曾深耕深度报道的媒体甚至放弃了这块阵地。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碎片化”传播的弊端也越发明显。人们看到，每当一桩新闻事件发生，一方面信息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真正的有效信息却相当匮乏。有时候，人们获取的信息越多，离真相反而可能越远。笔者相信，随着公众逐渐对“碎片化”传播产生厌倦，深度报道的价值必将回归。对于南方周末这样一直以深度报道见长的传统媒体，深度报道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的问题。

　　笔者2023年完成的《弑母者吴谢宇的心理档案》一文，就是在“碎片化”信息泛滥的背景下，独家获取了案件的核心信息，并运用传统新闻操作手段完成的一篇较为成功的深度报道。稿件一经刊发，即引发强烈反响，仅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即达59万。更重要的是，该文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于吴谢宇案的认知，使社会各界对于该案的讨论在教育、心理等各个层面展开。基于这些原因，该文在南方周末内部考评中获得A-，是南周近三年来唯一一篇A级稿，也是南周2023年年度新闻奖一等奖的唯一获奖作品。在此，笔者以该作品的操作为例，与同行分享一下深度报道的相关经验。

　　一篇深度报道作品的成功与否，至少有一半因素取决于选题。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好的选题？如何找到好的选题？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对于媒体人而言并不是很好回答。笔者认为，对于好选题的判断与获取，既取决于新闻人的职业敏感，也取决于对选题挖掘的程度。

　　吴谢宇案：一个北大在读学生，妥妥的学霸，突然某一天杀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接着以出国留学为名，骗取亲友上百万元，之后“放飞自我”，又是嫖娼又是买彩票，很快将巨款挥霍一空。然后又到夜店去做“男模”，其间还交了数个女友（大都是性工作者），一直到3年后被抓。

　　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选题，它具备了一个“爆款”新闻的所有元素。正因如此，从2016年案发时（吴谢宇弑母发生在2015年7月10日，但该案案发是在半年之后的2016年2月，即吴谢宇母亲谢天琴的尸体被亲戚发现之时）起，各媒体就对吴谢宇弑母案争相报道。由于题材本身足够劲爆，可以说但凡与吴谢宇有关的一点一滴都可以成为新闻。为了挖掘更多信息，记者们不辞辛苦，纷纷跑到吴谢宇的母校、老家，甚至相传其以“男模”身份坐台的酒吧去采访。

　　然而，不论多么劲爆的新闻，都是有保质期的。经过媒体一轮轮信息轰炸，到了笔者开始操作吴谢宇报道的2022年，无论是媒体人还是公众，对吴谢宇案都已产生“审美疲劳”。此时的媒体，看起来已经很难就该案向公众提供更多新鲜内容。人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静待吴谢宇被执行死刑了。

　　然而，我们如果稍加研判不难发现，尽管媒体先前关于吴谢宇案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但是，一个核心问题从未被真正触及——吴谢宇的弑母动机。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公众最关心和最感到困惑的，它当然也应该是媒体重点解决的——一起新闻事件发生了，人们总想弄明白为什么。而多问几个“为什么”是一个深度报道记者的职业本能。

　　媒体未能解决吴谢宇的弑母动机问题，并不是因为不想解决，而是因为解决它实在太难了。首先，即便是到吴谢宇二审被判处死刑后，经过警方、检方和法院的轮番侦查和审理，亦未能查清楚吴谢宇的弑母动机。其次，媒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采访到吴谢宇，听听他本人怎么说，但这又是不可能的。

　　尽管对于媒体而言，解决吴谢宇的弑母动机问题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并不妨碍记者朝这个方向努力。事实上，在操作一些深度报道选题时，笔者坚信，只要方向对了，总会有收获。至于收获的大小，则取决于努力的程度和运气。

　　另外，笔者在操作吴谢宇案报道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关于该案，媒体的报道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大量错误，有的甚至是最基本的事实错误。比如，关于案发现场，有媒体报道称，吴谢宇弑母之后，将尸体用塑料布等层层包裹起来，制作成了“木乃伊”，这一说法流传甚远。但是，根据笔者后来获取的案卷材料，吴谢宇其实是在母亲尸体上覆盖了若干层塑料薄膜等物。是“覆盖”而非“包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与“包裹”所对应的是“木乃伊”，而“覆盖”是做不成“木乃伊”的。

　　再比如，有一家媒体报道称，吴谢宇弑母之后，还摆了一场“谢师宴”，邀请母亲的同事、好友参加。但是笔者通过阅卷及采访吴谢宇母亲的同事，发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以上两个错误，前者可能是由于记者采写时没有依据可靠的信源而导致。笔者在采访吴谢宇案时发现，对于案发现场，有媒体引用了吴谢宇父亲一位同事的说法（此人曾和吴谢宇多名亲戚一起去过吴谢宇家）。笔者后来也采访了该人士，才知道他当时其实待在门口，并没有进屋，他讲给媒体有关屋内现场的情况，只是听警方以及吴谢宇的亲戚说的二手信息。

　　至于吴谢宇摆“谢师宴”的说法，笔者怀疑作者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就是故意编造的。因为此说完全经不住推敲，仅凭常识和逻辑就可以证伪。

　　对于媒体同行在吴谢宇案前期报道中所犯下的一些错误，案发之初，一方面公众和媒体对于该案信息有着强烈需求，另一方面警方出于保密需要，又不会对外公布案件情况，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前期报道的不准确和不全面。

　　但也恰恰因为前期报道的不准确、不严谨，为后续的深度报道提供了更多空间。而“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恰恰也是党和国家赋予新闻人的一项重要使命。需要指出的是，新闻报道存在谬误这一情况并非个别现象。以笔者近年来操作的一些深度报道来看，比如2021年所写的“错换人生案”和“阿里女员工自曝被案”，2022年所写的“江歌案”，均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

　　上文提到，方向确定以后，深度报道操作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努力的程度和运气。笔者在这里想着重提一下运气。确实，回头来看，笔者在操作吴谢宇案报道时的运气实在太好了——竟然独家拿到了该案的案卷材料。

　　2022年上半年的某一天，笔者收到了一份《吴谢宇案专家咨询意见书》。在此之前，笔者主要是从一个读者或观众的视角了解吴谢宇案，笔者曾看到央视播出的吴谢宇一审时接受庭审的画面，当时就隐隐感觉到吴谢宇不对劲。

　　发材料的是国内知名精神病学专家S教授。笔者跟S教授相识于十几年前，后来，应S教授邀请，还参加过他所负责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学组的几次学术会议，在对精神病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的了解逐渐深入的同时，与S教授也成为好友至交。吴谢宇案发生后，笔者和S教授也就此案有过多次交流，他也怀疑吴谢宇精神有问题。后来他成为吴谢宇律师单方委托的精神鉴定专家之一。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后，二审更换了辩护律师。二审律师向法庭正式提出申请，要求为吴谢宇进行精神鉴定。根据法律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进行精神鉴定，取决于司法机关。只有在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启动精神鉴定。一审时，吴谢宇的代理律师曾向法院提出为吴进行精神鉴定，但法官没同意，认为吴谢宇精神完全正常，根本没有进行精神鉴定的必要。值得一提的是，吴谢宇本人也认为自己精神正常，不同意进行精神鉴定。

　　但是到了二审，情况不同了。由于吴谢宇的亲戚（主要是母亲一方）没有为其出具谅解书，律师和吴谢宇都十分清楚，精神鉴定可以说是吴谢宇唯一的救命稻草。因此，二审律师将辩护重点放在吴谢宇有精神问题上，而吴谢宇本人也答应配合进行精神鉴定。

　　为了说服法官启动精神鉴定，律师先后委托了三拨精神病学专家和犯罪心理学专家，为吴谢宇出具了专家咨询意见。而S教授就是其中一份咨询意见的署名专家之一。

　　S教授将咨询意见报告发给笔者时，特意嘱咐笔者不要外传。笔者看了几眼就感觉到这份报告不寻常。因为报告中大量引用了吴谢宇案的案卷材料，其中包括吴谢宇本人、案发现场目击证人、吴谢宇大学同学、老师等人的证言，甚至还有其逃亡期间所交女友的证言。而这些内容都是媒体先前的报道未曾涉及过的，笔者也是首次知道这些信息。

　　但是，这份报告中的内容虽然重要，毕竟属于二手信息，是经过鉴定专家选择、过滤过的。作为媒体，直接引用的话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事实上，后来笔者也了解到，其实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其他媒体同行拿到了这份报告，但是基于审慎考虑，没有在报道中使用其中的内容。

　　在反复看了这份报告之后，笔者忽然想到，S教授手头会不会有吴谢宇案的卷宗材料？显然，报告之所以能引用大量案卷材料，是因为S教授看到了这些材料。

　　但是，看到材料并不意味着保有材料。事实上，吴谢宇案案发数年以来，案卷材料一直对媒体高度保密。那么，律师在把案卷材料给相关鉴定专家查阅时，会不会也采取相关保密措施？

　　谢天谢地，并没有。而且，当笔者向S教授提出想看一下案卷材料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由于他年纪大了，不善使用电脑，为此，笔者委托一位实习生，专门去S教授家拷贝了材料。而这些材料中，就包括吴谢宇的自述和吴谢宇母亲的日记。

　　拥有了这些材料，报道可以说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笔者将拿到材料归功于运气好，其实如果理性地看，会发现好运气背后是有原因的：笔者如果没有在精神鉴定领域多年的深耕，如果没有与S教授十几年的交情以及由此建立的信任，是不可能拿到这些材料的。

　　笔者在上文中说，拿到案卷材料，报道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但是，就具体操作而言，后面一半的工作其实更加艰辛。

　　某种程度上，拿到材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事实上，笔者很快就从获得材料的喜悦中清醒过来，因为材料实在太多了，多到让人头疼的地步。其中，仅吴谢宇本人所写的自述材料，就大概有四、五份，而每份都长达一两万字。这些材料，有的是写吴谢宇的成长史和心路历程的，有的是写吴谢宇与父母的关系的，虽然每一份的逻辑都比较清晰，但里面却有大量意思相近但又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也有些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就成为摆在笔者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笔者所用的办法，就是在反复阅读的基础上，围绕吴谢宇弑母动机这一核心主题，先摘录出重点内容，再把重点内容以不同主题进行分类。比如，吴谢宇在数份材料中提及其害怕母亲对其失望，笔者就以“害怕母亲失望”为主题，将这部分内容制作成一个文档。再比如，吴谢宇在案发前和案发后，都有一些异常行为，笔者就分别以“案发前的异常行为”和“案发后的异常行为”为主题，将这些内容分别制作成文档。

　　因为材料太多，在两名实习生帮助下，笔者光梳理材料就花了至少两周时间。其中，吴谢宇的自述和吴母谢天琴的日记都是手写并经过翻拍的，有些文字非常模糊。由于意识到这些内容可能非常重要（但究竟哪些重要在当时尚不能明确判断），为此，笔者和实习生干脆将所有内容全部用电脑打出来，制作成WORD文档，这样以后可以随时搜索需要的内容。

　　应该说，材料梳理是笔者操作深度报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常有两个规定动作：一是搜集所有媒体的前期报道；二是根据既有材料理出一条时间线。这两项工作有助于作者对事件全面了解，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好报道主题。

　　吴谢宇案报道也不例外，不过，与梳理案卷材料相比，这两项工作就显得轻松多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工作均十分枯燥乏味，却必不可少。在笔者看来，如果把深度报道的操作比作盖一栋房子，你需要提前把各种建材备好，砖头、水泥、木头，各自放在应该放的地方，这样在正式动工时，你才能够得心应手。反过来，如果图省事，应做的准备工作不做，那么到了写稿阶段就会尝到苦头，很可能花的功夫更多，稿子反而写不好。

　　操作深度报道，采访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采访，仅靠材料，不论你拿到的材料多么重要、多么丰富，也很难写出精彩的报道。很多时候，采访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获得更多信息，还可能成为作者所获得的材料的催化剂，让原本不可以单独使用的材料变得可以使用，甚至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内容变得灵动起来。

　　笔者获取的吴谢宇案案卷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无疑是吴谢宇本人的自述以及其母谢天琴的日记。但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些材料都有较强的主观性。虽然“吴谢宇作案动机”这一主题本身或许就是主观的，但是，鉴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求，以及公众业已形成的对吴谢宇的成见，报道必须尽可能降低主观色彩，不可能只使用吴谢宇的自述及其母亲的日记，否则就会面临很大的舆论风险。至少，要对报道使用的材料内容通过采访其相关人员予以印证（证实或证伪），以增强报道的客观性。

　　在采访环节，笔者最先联系的是上文提及的吴谢宇父亲的同事。此人也是向媒体报料的主要人物。但等到笔者采访时，他已经表现得不是很积极。笔者原本希望通过他再采访吴谢宇的其他亲戚，但他没有帮忙。笔者只能自己去了一趟吴的老家，见到了吴谢宇的小姑妈和小姑父，然后设法找到当地的精神病院，通过视频见到了吴谢宇得精神病的三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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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采访上述吴谢宇父亲的同事以及吴谢宇的小姑父（吴谢宇的小姑妈因有智力障碍而无法交流），笔者了解到双方亲戚的态度，并惊讶地发现，其实并非所有亲戚都希望吴谢宇能被免死。

　　吴谢宇的自述中，多次提到其大姑妈，称大姑妈曾对他说父亲临死前一直呼喊他的名字，这让其一直耿耿于怀。笔者非常想找到大姑妈核实此事，但未能联系上她。好在有同行以前采访过吴谢宇的大姑妈，并把采访录音给了笔者，笔者从录音中找到了相关佐证。

　　报道中最重要的一位采访对象，是吴谢宇母亲谢天琴的同事、好友兼邻居“马丽华”（化名）。能采访到她也是比较幸运。笔者先是联系谢天琴的另一个朋友，结果连着几天打她电话都没打通，就在快放弃的时候，突然打通了。她没有讲太多，但推荐了马丽华接受采访。笔者先后采访了马丽华三次，每次都在两小时左右，另外还有几次电话采访。笔者把所有采访内容都转录成文字备用。由于马丽华对吴谢宇母子十分熟悉，她的采访内容除提供了第三方视角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与吴谢宇的自述及谢天琴日记内容相印证）之外，还成为串联整个事件的一条重要线索。

　　此外，笔者亦采访到了吴谢宇的一审代理律师。不过由于其出言谨慎，收获并不大。

　　材料梳理和采访工作完成以后，就是写作了。如上文所述，稿子一开始就把主题定在挖掘吴谢宇的作案动机上。不过，鉴于这个主题容易引发争议，而笔者在材料梳理和采访中又意识到，吴谢宇作案动机其实与他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分不开，于是就将主题拓展为探寻吴谢宇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主题更具开放性，在降低舆论风险的同时，也更易于操作。

　　写作同样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笔者从动笔到初稿完成，前后写了一个多月，其中第一个版本就写了十天左右，结果后来推倒重写。笔者操作深度报道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好稿都是改出来的。

　　报道的标题原来拟的是《病人吴谢宇》，后来才改成现在这个标题。在写稿过程中，恰逢吴谢宇案二审开庭，笔者曾想过在开庭当天抢发稿子，后来觉得，就稿子本身的分量而言，或许无需蹭开庭这个热点，还是应该把稿子打磨得更好再发，这样在二审开庭后第六天才发稿。果然，稿子并没有因为错过热点而遇冷，而是引起了强烈反响，说明先前没有急于发稿的决定是正确的。

　　新闻要讲时效，但好的深度报道却是时间和耐心的产物。关于吴谢宇案报道，笔者从最初拿到那份咨询意见从而萌生操作想法，到最后完稿，前后长达一年多。中间从申报选题到梳理材料再到采访写作，可以说充满艰辛。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笔者操作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