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也曾体验过，正在小桌板上埋头吃饭时，前排的座椅靠背却劈头盖脸地砸下，你忙不迭地去扶摇摇晃晃的水杯。

　　或许，你也曾体验过，腰酸背痛地挤到座位上，正打算调节靠背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却被后排的行李箱死死抵住，移动不了分毫。

　　9月17日，小红书用户金女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控诉自己因在国泰航班上向后调节座椅靠背，遭到后排两位乘客的人身攻击，引起热议。

　　人际距离是个人社会行为与其物理环境和社会互动相关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人际关系的远近息息相关[1]。但是，公共交通的座位布局迫使人们不得不与陌生人保持亲密距离（即46厘米以内），突破了惯常的公众距离，从而引起社交不适[2]。这一场座椅靠背的“微型战争”，不仅仅是个体素质的问题，更是个人边界在公共空间中的冲突碰撞。

　　那么，椅背调节是对个人权利的合理使用抑或过度滥用？这个小小的动作又如何影响前后排空间的分配？我们是否有可能就公共空间的个人边界达成某种共识？

　　通过对社交媒体评论区的梳理，以及对高铁与飞机的实地测量与感受，我们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为了调查人们对公共交通上椅背调节问题的立场和想法，我们爬取了知乎热门提问“面对高铁上故意将座位靠背往后调到极限的人应该怎么办”评论区内的426条回答，并进行编码统计。

　　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极端”场景——提问者和家人带着一个28寸的大行李箱和两个20寸的小拉杆箱，乘坐一等座，希望能有更多空间放置行李。然而，由于列车上的行李架已基本满员，他们计划将28寸的行李箱放在座位前方的地面上，但这个位置空间有限，需要前排乘客将座椅靠背调前一些。提问者向前排的一对夫妻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将靠背向前调整，但对方表示这是他们的权利，拒绝了提问者的请求，并进一步将座椅靠背向后调至极限，增加了提问者的困扰。

　　从桑基图的流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持有无明确视角（“视角”在此处指回答者是从哪方的经验视角出发）的网友占近70%，绝大多数都支持调节座椅靠背。持前排视角的网友更是超过90%都支持调节。而持后排视角的人略有差异，支持（35人）与不支持（30人）的比例接近，可见既有的负面经验会对其立场观点造成影响。

　　为了探究进一步的原因，我们归纳总结了正反双方的论证理由，并对各理由的赞同值进行了计算（以获得累计最高赞同数的一项为100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于椅背调节支持方而言，在谴责后排放大件行李箱属违规操作（100）之外，多认为可调节设计本身是默许可供人自由使用的，在无明确禁止情况下的使用均属于乘坐者的合理权利范畴（63.95）。此外，他们认为，设计本身有预留合理使用空间（54.55），并不会影响后排乘客的实际体验，但是会使前排乘客的舒适度大幅提升（26.21）。即使后排乘客受到了影响，也可以同样选择将椅背后调至相同幅度，获得空间的补偿（4.17）。

　　而对于相对小众的椅背调节反对方而言，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可能为后排带来的风险和问题。其中，“电脑损坏风险”的担忧位列第一（100），尤其是在前排未经预警的情况下，电子设备的高价值和易损性令人尤其忧虑。同时，他们也指出，椅背调节会影响到后排的身体活动空间（12.68）和物品放置空间（6.34），导致饮食泼洒的危机（2.87），甚至撞到对方（1.20）。更进一步地，他们表达了对可调节设计本身不合理（12.32）的不满，认为其“又不实用又不舒服”，并且造成了对后排空间实质性的入侵（11.84）。

　　在高铁内部，一等座座位间距更宽，本身就自带倾斜弧度（8度），且调节范围也更大（30度）。而二等座的初始状态是几乎垂直的，甚至中间座位本身是向内凹的（-5度），不过其可调节角度也是能够基本满足乘客日常行动所需（24.5度）。

　　而飞机上的分区差异更为赤裸。商务舱与经济舱的座位间距可相差30厘米以上，可后仰至140度，几乎平躺；但经济舱的椅背可后仰距离仅7.62厘米，倾斜角度通常而言不会超过15度，比高铁的二等座要少10度左右。

　　从人体工学的角度来说，保持90度的端正坐姿会使得腰椎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标准站姿的1.4倍[4]。在需要盯着前方电子设备的情况下，100度至110度的轻微后仰坐姿有助于分散脊柱压力，减少腰椎间盘的负荷[5]。同时，倾斜角度随着休息功能的提高而增大，通常以95度至120度为宜[6]。如果想要躺下休息，在椅背后倾至约135度的情况下，脊柱承受的压力最小，甚至比站立时还低[7]。由此可见，座椅的可调节设计的确增加了对人体健康更友好的选项，但最佳调节幅度需要视具体使用情景决定。

　　不过，如果将这些标准放置于生活情景之中，又会如何呢？在国庆出行期间，我们对高铁二等座和飞机经济舱进行了实地测试。

　　从实拍图可以看出，当高铁二等座前排将座椅调整至极限角度，而后排保持垂直时，约占据了后排1/6的空间。此时，刚好ng体育官方网站可以卡住一只20寸的行李箱，不过小桌板上的水杯放置位便仅能容纳一小瓶250毫升的纯牛奶。如果你试图打开14寸的电脑进行办公，在保持屏幕与键盘不成锐角的情况下，那么机身大约一半会悬置在半空中。

　　相较而言，飞机经济舱的可调节角度便较为有限了，后排的小桌板上依旧可以放550毫升的矿泉水瓶，空间较为充裕。但是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而言，比如电脑办公或观看小电视，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可以看出，可调节设计在为前排提供更为舒适的乘坐体验的同时，也在实际上对后排的空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扰。不过，“前排”和“后排”并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乘客的两重身份，其座椅调节的权利也带有一种“相对性”——我们在拥有便利的同时，也承担了扰的代价。

　　不过，当个人实际得到或自认为得到的便利和所承担的代价不一致时，矛盾便产生了。

　　事实上，人的存在和所做的一切都与空间有关，人类的空间感是多种感官输入的综合：视觉、听觉、动觉、嗅觉和热觉——其中每一个不仅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且每一个都是由文化塑造的。因此，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感官世界中，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不知道彼此可能有多大的差异[8]。

　　以上六则案例显示，乘客间的冲突从言语不和到肢体冲突，从物品损害到人身伤害，最终演变为法律诉讼，甚至影响了航班的正常运行，导致迫降或返航。

　　虽然椅背冲突频繁发生，但航空公司和其他公共交通运营方多采取临时性和个案处理的方式，并没有制定明确统一的规则来应对类似冲突。部分公司倾向于通过安抚和补偿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空间冲突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尽管一些公司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如禁飞和法律追责，然而大多数企业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仍缺乏系统性的应对策略。

　　而在具体的法律判决中，公共交通运营方通常不会为此担责，而是由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的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赔偿。

　　在评论区里，网友们尝试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其中，最为主流的意见是通过“前后座调换”（100）或“友好协商，相互体谅”（60.87）来化解冲突，与此类似的“和平”策略还有前座在往后调之前通过语言或动作提醒后座（12.52）。

　　而这一策略也得到了既有研究的支持。通过对上千名乘客的观察与调查，研究发现，在空间有限的公共交通中，与其他乘客交谈和使用积极的肢体语言等互动策略可以减轻社交不适感，但防御策略（如避免目光接触，绷紧肌肉保持不动）并不能减少不适，反而会与社交互动形成一种负面关系，维持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交氛围[2]。

　　“向内求”之外，也有许多人支持“向外求”，如寻求乘务员等第三方帮助（39.00）。同时，少数网友建议通过“改良可调节设计”（1.58）或“采用固定靠背”（1.34）来从根本上消除矛盾。据报道，让旅客通过向前滑动⽽不是向后靠的⽅式来实现斜倚的新型座椅设计也正在测试阶段[9]。

　　有趣的是，上述知乎提问者的观点也在间发生了转变。她在最近更新的时候说道——

　　这个问题在我印象中都快淡忘了，快有了吧，那个时候小升初，看待事物想法真的很幼稚，不知为何现在知乎又被翻出来了。

　　首先既然车靠背可以调，那空间就是你的，你愿意调整是你善良，不愿意的话，后面的人也不能强迫。

　　这一转变也许是基于提问者生活经验的积累与对公共空间复杂性的进一步理解。在中国复杂、多元而急促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与生活状态正在矛盾地共存。或许，此时此地的争论也并非坏事。唇枪舌剑间，我们逐渐得以窥见：所有自己认为“理所应当”的规则都并非“理所应当”，背后涉及复杂的代际问题、阶层问题等。比如，可以在车厢打电话或者外放视频吗？坐火车时，下铺空间应该共享，还是独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同处一方小小空间里，每个人的生命故事可能都超乎你的想象，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当下的需求——有的人想安静小憩，有的人赶着工作任务，也有的人只是想在旅途中舒展一下身体。

　　或许下一次，当你准备调节座椅时，不妨回头看看后座乘客的情况；同样，当前排的椅背忽然靠近时，试着和对方心平气和地沟通。

　　旅程中难免有些摩擦，公众共识的形成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有时一声简单的“麻烦您”或“谢谢”便能化解这些小冲突。毕竟，我们都只是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尊重。

　　[3] 知乎. “面对高铁上故意将座位靠背往后调到极限的人应该怎么办？”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